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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城的悲哀

    说起顾城,免不了说起文人的悲哀!这悲哀,一是文人自身的悲哀;一是历史传承的悲哀;一是社会造就的悲哀。顾城的悲哀,囊括了这三项悲哀!

    1993年10月8日,在激流岛,顾城用斧头杀妻之后,在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。在当时,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不管现在人们对他是褒是贬,当人们对他的诗歌感叹和欣赏的同时,也肯定为他的冷酷和无情而惊恨。做为一个作家、一个诗人,顾城的一生,都和贫困的生活分不开。而做为文人,他想像陶渊明那样隐居起来,过着采菊东篱,悠然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。但事实上,他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生活。他在激流岛自己搬石头盖房子,养鸡养些小动物,想让自己真正进入世外桃园生活。然而,这种生活显然没有让他的精神进入到最佳的状态,反倒是贫困把他们给压倒了。这其中,也或许是人们所说的,是婚外恋情让他彻底崩溃,无法继续清高地生活下去。总之,不管是哪一方面,顾城显然是做不到脱世离尘的!

    一向戴着一个用裤管做成棉帽的顾城,他自诩不想让世俗的烟尘沾染他的思想。他要保持他的自我清高,而正是这种自我清高,毁灭了他真正的人格。当我们读起他的诗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她寻找光明”的时候,我们又会想起另外一个他,并为这个他深感痛惜,甚至痛恨!当他对他的妻子挥起斧头的时候,至少,他当时已经神经错乱,成为一个可恶的嗜血者。

    这是顾城的悲哀,是一个文人自身的悲哀,这种悲哀源自于自我。当他感到清高却又污浊的时候,他已经无法直面这个世界和亲人。他的思想在混乱之中忘记了自我,走出一条诸多文人走过的,分裂神经之路!

    而当我们追溯历史文人的时候,范进中举显然不只是科举制度让一个文人发疯,而是文人的本质比较难以承受较大的刺激,对社会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不够强所造成的。他们似乎觉得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,才能真正获得生活权力,包括现代文人都有这样的想法,他们无一例外地想通过文章,过上好日子。然而,这种想法并不太现实!这种想法不但局限了他们的生活,也局限了他们的思想!其实后来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个问题,文人的病态心理和艺术的本身,总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。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一种病态的心理,但根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:很多名人、伟人、文化人,生意人,他们或多或少,都有某种偏激的病态心理。这种偏激的病态心理让他们产生偏激的思想;而偏激的思想同样又产生偏激的追求;偏激的追求,却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。一种是好的,而另一种却是坏的,但不管是好的是坏的,都常常会流入一种神经质的状态当中,让人产生另外一种极端。

    顾成是个诗人,而且是个了不起的诗人,是个划时代的诗人。他的极端造就了他的成就,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恶果。当人们把他当作诗人的同时,也把他当作一个罪犯。他不但残害自己,也残害别人。这种事例可以追溯到一些伟人们的身上,他们往往既有丰功的伟绩,但同时也双手沾满鲜血,臭名远扬!

    如果说顾城的思想存在极端,是文人的极端,是历史的极端。那么,在这里,我们又不能不提醒大家说,这其实也是社会的一种极端,是社会的一种悲哀。以顾城的才华和成就,是应该有很多光环和回报的,但他却没有。他的稿费很少,生活很艰苦,几乎是天天为了生计犯愁。顾城对诗和文学的贡献,显然是很大的。然而这个社会又给了顾城一些什么回报呢?这种回报显然是极不公平的。在同等努力得不到同等回报的时候,人们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平衡的感觉。在只有精神没有物质的生活环境里,个体是最容易产生压抑而走向极端的。

    其实,我们常常把精神文明放在首位,但事实上,没有物质的精神文明,显然是不可靠的。我们都知道,物质不管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当今社会,他都是凌驾于精神之上的。物质的需要,先于精神上的需要。我们可能会因为没有粮食没有水而死去,但一般不会因为没有一本书而死去。史前人类首先要能够有衣食住行,才能发展繁衍,才能有文明甚至最后的精神文明。人们要有饭吃,才能享受饭菜之外的精神境界。因此,顾城的悲哀,同样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悲哀,一种报酬分配不均的悲哀!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下思想时,我们又会发现,善于思考的文人,更是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。他们会越走越远,越想越怕,最后,走向另一个可怕极端!

    今天,当我们在这里说起顾城的时候,我想,历史给了文人于悲哀,但文人却不能自己悲哀;当社会发现文人悲哀,社会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调节和反思这种悲哀。有人曾经说过,在一万个比较成功的文人当中,能够有成就且享有盛誉的,只有一个。也就是说,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文人,他们是不成功或者不是很成功的。那么,当一些极少数人成为社会的宠儿时,剩下的那些大多数的人呢?他们往往艰苦地挣扎在生活线上。更有甚者,像顾城这样出类拔萃、极其顶尖的文人,也会陷入生活困境,除了自我本身之外,社会难道就没有任何责任吗?